原创 郭幼为 中医药文化杂志
有别于之前近80年时间里为医学界专属的医史，史学界将进入自己视域的医史称作医疗社会史。二者因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学术关怀以及研究路径的不同而略有差异。一些学者将这种不同用内外史来进行区分，但二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波特谈到西方医学史时曾说：“西方医学史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是西方自己的观念、西方的宗教传统及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张国刚在为于赓哲的《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一书作序时也说：“医疗史、疾病史，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文化史的组成部分。”这些观点都指明了内外史之间难舍难分的关系。余欣将上述各种称谓合为一体，统称为利生史。纵观百年中国医学史，以内为主、由内趋外、内外兼修是其研究的三个阶段，一大批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投身这一研究领域，使得中国史学界的医史研究成果逐渐丰硕，已阔步迈进内外兼修阶段。
而与医学史密切联系的药物学史仍处于以内为主、由内趋外的阶段，虽有一些药物学的通史类专著陆续付梓发行，如古本草著作的研究、中药药学史的研究、少数民族药史、药物学考古、药物学人物研究等领域成果也较为丰硕，但药物学的外史研究还稍显不足，文化维度延展不够，与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相比还存在差距。但医离不了药、药离不了医，正如中国台湾学者杜正胜认为：“医疗史另一庞大数据库是本草学，不但可以发掘生命的历史，也可探悉民俗与风情。”美国学者边和也说：“与药物相关的文字记述也占据了传世医学文献的绝大部分。”他们都指明了传统药物学史（本草学史）的重要性。而在中国药物学史中，汉唐药物学史在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根据日本学者冈西为人对中国本草历史的分期，汉唐传统药物学史（本草学史）恰处于创始期到隆盛期这一阶段。中国台湾学者林富士亦言：“医经、经方和本草为中国医学著作最主要的三大类型，而其经典作品……都是在战国、秦汉至隋唐期间成书，因此，讨论中国医学，势必要以这个时期为重。”因此，汉唐药物学史对中国药物学史乃至医疗史而言尤为重要，对这段时期的药物学史进行梳理，回顾自20世纪以来汉唐药物学史的研究历程，总结其中的内在规律，并探讨进入21世纪后汉唐药物学史研究面临的现状与机遇，以便成为药物学史研究的题中之义。
一、新趋势：出土药物文物、文献的文化解读趋向明显
谈到汉唐医疗史的史料问题时，于赓哲曾以唐代医药史料为例，指出医药史料在中古及以前时期非常缺稀和零散。一些文物、文献、医药简的陆续出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世文献不足的局面，为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地陆续出土了一批简帛医药文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近40年里，学界对出土医药文献中的药物学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文字释读” “医理考证”和“临床验证”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张显成先生更是以马王堆医书等10种简帛医书、本草文献为底本，对其中药物按“已知名”与“异名”两大类名称进行详尽而系统的研究，“共得药名717个，凡1236见，表示420味药物”，集中反映了上古时期的药物学成就。考古工作陆续发掘出大批医药文物，医学类文物的大量出土使得医学考古成为可能，而大量的药物、药简、简帛医药文献或药物相关遗迹（遗存）相继现世，为开展本草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出土的汉唐时期医药文献也不断被辑录出来，其中以西域敦煌文献为多，是丝路医药研究的主要材料。这其中也有不少医学文书，学界付梓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书籍，对其进行辑校、释读也是敦煌学科技类研究的重要内容 。相关研究还有敦煌古医方研究现状综述，西域方药研究，新疆出土文献研究现状等。
图为马王堆简帛文书
随着出土的古代药方、药物文物、医药简等新材料的不断涌现，21世纪以来许多学者也逐步开始关注隐藏在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出土药方方面：戊己通过对日本奈良出土的唐西州古代药方的研究，认为该药方的出土为唐朝同日本在医学上的交流提供了新的佐证；王兴伊结合楼兰其他中医文书以及回鹘文、粟特文、波斯文医学文献中含有的中医元素来考察楼兰遗址出土的“蛇床子散”纸文书残片，解读中医由中原向西域的传播；王兴伊还对湖南张家界古人堤出土的一片木牍“治赤穀方”进行释读，推测该方为源自西域乌孙王城赤穀的医方，后传布至湖南古人堤。出土文物方面：王兴伊对在新疆楼兰多处古遗址出土文物中发现的大规模“墓葬麻黄”进行药用认证和文化认知，推测其或为西域楼兰“麻黄”崇拜的文化遗存，似可证中原“麻黄”药用源自西域楼兰。出土医药简方面：张延昌等学者对武威汉代医简进行了颇为详细的研究，其中药物、药方的整理研究以及用药特点的归纳是武威医简研究的重点；孙其斌等也从《敦煌汉简》与《武威医简》记录的药物史料来考察两汉时期的西北医学，并对《敦煌汉简》与《居延汉简》医药简中的药物制度进行探究，指出西北敦煌、居延边塞屯戍队伍中有一整套药物制度，这些制度确保了汉朝王廷对西域地区的管辖；马智全从西北汉简关于“市药”的记载中，发现汉代西北边塞存在前往河西及中原内地购买药物的活动；日本学者广濑薰雄从斯坦因发现的敦煌医书简中，发现一枚汉简与《汉书》所述情况一致，经考证认为是汉武帝时任御史大夫的韩安国受赐医药方。
二、新成就：药物学史的社会文化研究领域趋多且向纵深跃进
中华医药文化因其兼容并包而博大精深，从古至今都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地吸收外来知识，也不断地被传播至异域，相关研究颇多，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就有几部专著专门勾勒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而谈起汉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人们很容易想到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中医药沿着丝绸之路进行了大量的文化交流与贸易活动，丝绸之路对中医药的国际交流、文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张如青所言：“丝路医学传播与医药文化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方兴未艾的景象。”而其中关于药物的东西方流通，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撰文考证汉唐、汉魏输入我国的外来药物。国外学者也在其专著中单辟一章来介绍唐朝时中国的外来药物，并重点考察了一些药用植物如樟脑、桂皮、姜黄、麝香和大黄的栽培史、用途以及经波斯传向西方的过程 。进入21世纪后，学者陈明在此方面著述颇丰，他不但细致地勾勒了汉唐时期中国与印度、中原与西域药物交流的脉络，也为学术界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域外文献支持。在相关基础上，学者们不再局限于讨论传统内史意义上的医药技术，而是以药物、药方为物质载体来考察汉唐时期东西交通、宗教信仰、社会文化和知识体系等。
图为古丝绸之路路线图
（一）汉唐时期药物的流通史考察
唐代的外来香料是学者重点考察的对象。温翠芳对葱岭以西、地中海以东广大的西域地区输入唐代中国的各种香药进行了详细考察，并着重探讨这些外来香药在唐人世俗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在此基础上她还梳理了印度香药入华史和南海诸国香药入华史。万芳、钟赣生也认为唐宋之际传入的香药对中医组方用药产生了重大影响。肖雄、石雨也考察了自广州等岭南港口城市输入的域外香料。一些学者从唐代的西域药物、阿拉伯药材品种、印度长生术与长生药等方面对药物流通史进行考察。宋岘、陈明则将视线前移，详细考察了汉唐时期波斯传入中国的药物和于阗地区的对外医药交流。选取一种药物或药方来管窥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形态亦渐趋成为学界考察的常态。一些学者对外来香料中的乳香、麝香、苏合香亦做了重点考察。底也迦、乌贼鱼骨、郁金香与郁金、附子、含生草、昆布、阿魏以及乳煎荜茇等药材、药方也成为学者考察当时东西方交流的重要物质载体。
（二）汉唐时期宗教与药物学的交互影响研究
一些学者以药物或药方为切入点来考察宗教的特征、医学成就、发展水平以及对后世宗教医学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佛教对药物学的影响。该领域建树颇丰的仍是学者陈明，他首先译介了现存的四个耆婆医药方，并借此初步探讨了耆婆的医学成就，还以《千金方》为对象，来探明耆婆医药方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并从生命与医疗的角度，分析了中古时期社会大众对佛教僧尼在罹患疾病时所提供的医药供养，认为供养行为受到了印度所提倡的“病者受药、施者得福”观念影响。其次是道教对药物学的影响。姜守诚从医药物学的角度入手，解读和阐释了《太平经》，发现其中“天医神药”的观念继承了此前的道家传统，并对后世道教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刘昭瑞、刘卫鹏分别考察东汉镇墓文和镇墓瓶中的神药，认为这些神药反映了早期道教的巫医性，对了解道教外丹术的形成及其早期使用情况颇为有益；陈明则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对道教炼丹术中的外来药物进行综合考察，揭示了中古道教医学与外来文化的交互关系。第三是其他教派对药物学史的影响。王纪潮考察了中国古代萨满昏迷中的药物问题；陈明分析了汉文密教文献中对外来药物的书写与表述方式，并以此来理解外来医学知识传播的复杂性。
（三）汉唐时期以药为中心的其他相关研究
与药物有关的其他研究涉及药商、药店、药材市场、道地药材产区、药物管理制度、药物栽培等方面，多集中于唐代，虽面面俱到，但大多浅尝辄止。唐廷猷先生对《范子计然》进行的综合考察是为数不多的汉代药物学研究成果。特别要说明的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利用诗文资料对药物进行研究，并探究药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尚永亮等指出“药”在唐诗中大量出现，与唐人生活和创作密切相关。而左鹏则认为唐诗中的药意象所隐含的社会文化折射出唐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内在结构的变迁以及他们的精神蜕变。范家伟也详细考述了唐诗中的赠药、种药与采药行为，他还对柳宗元的《种白蘘荷》诗做重点考察。此外，王伟萍认为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的兴起与日渐成熟有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汉唐间药物学史研究呈纵深有余，横向不足的局面，总体上处于不均衡态势，研究多集中于唐代，汉魏间药物史的研究则稍显不足。而实际上中国古代药物学在汉魏间亦得到较大发展，该时期的中药品种也大幅增加，药物学在此期间得到又一次大总结且问世了第一部制药学专著。因此，后来学者可遵循前人研究的轨迹，选取几个重要的时间段如汉魏、晋唐、汉唐等，认真梳理把握朝代间药物流通演变的脉络，并从中总结传承规律。
三、新期待：拓展史料来源与史学范式，重视药物的主体地位
汉唐药物史研究虽在一些方面颇有建树，但仍还存在一些待发之覆。首先，史料尚存在挖掘和解读的巨大空间。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药物史研究所利用的史料还多为医书、方书以及本草文献等医药文献，出土文献中敦煌西域文献因丝路医药研究的兴盛而使用较多，简帛史料则较少使用。除此以外，方志、诗文、笔记小说等传世文献利用率不高，域外文献受制于交通悬隔、语言不通等客观条件，使用者寥寥无几。其次，研究领域不均衡。虽有总体的研究，但缺乏各朝代灵活的跳跃，时间感模糊；虽有各朝代的研究，但缺乏前后呼应、相互衔接。第三，药物的从属地位还未得到根本上的改变。许多研究是由病看药或由医看药，以此来证明医者的诊断水平，药物作为医学附翼的地位没有改观。
综上，笔者结合当前医疗史的研究趋势，略抒己见，以求教方家：首先，扩展史料来源。陈邦贤先生曾对医学史料进行分类：“医学史料来源很广，不外下列几类。一类是历代医学文献，这些医学文献为数虽然不少，但都是已经为历代医学家初步加工整理出来的作品，材料集中，寻检比较便利；另一类是非医学文献，这一类比较分散，寻检不便；还有一类就是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古迹，这一类需要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才能加以利用。”结合陈先生所言，笔者认为可将汉唐药物的史料来源大体归5个方面：传世史料（正史、方志、墓志铭、画像石、大型类书）、本草文献、简帛史料、敦煌西域文书和域外古典文献，统而考察、分而爬梳，从流通史、社会生活史、宗教信仰、知识架构等方面详加考辨，研讨药物学理论的发生、发展，加深我们对古代药物文献的解读。
其次，引入更多史学范式。一种范式或史观是我们看待一段时期历史或史料的角度，多重范式或史观的引入，能为考察对象提供多重视角。就目前而言，汉唐药物学史领域的研究还多是从文献辑录、释读的视角对药物及本草著作进行考证，缺乏从多元视域下对汉唐药物、本草文献进行产生、流变等方面的考察。近年来，医疗社会史领域相关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研究范式，如社会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科学史以及自然知识全球化、历史医学地理学中的历史药物地理研究、生态史、心理史以及能够实现内外融通的知识社会史，对于包括汉唐药物学史在内的中国古代药物学史的研究来说，上述范式应是可资选取的研究路径。此外，善于采用“底层视角”、注意文化结构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亦可成为药物学史讨论文化结构性问题的借鉴。
第三，医疗史的药物转向。中国台湾学者蒋竹山选取药物流通的全球史来思考现有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成果及未来可能的发展。美国学者边和也指出药物正在成为西方医疗史乃至一般史学研究的新对象和中心话题。综合而言，国际上史学以药物为中心的研究多着眼于药物、药方以及用药知识对于既有知识体系的冲击与重塑，这本身就超越了传统意义上贸易史与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为学界自然知识全球化研究进程提供了借鉴。
新资料的进一步扩展、新范式的不断引入、药物在医疗史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彰显，其目的都是在药物学史领域寻求内史与外史的均衡研究态势，最终通过内引外联，实现内外兼修，这无论对于历史学还是药学都将具有重要意义。郑金生先生曾说：“热心于本草研究的同仁，扩大视野，开拓新路，勇于创新，使本草研究之树长绿常青。”由人及物、以物观人，从古至今，人类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观念都与药物、药方紧密联系。在当今生命医学备受重视的年代，医疗史的药物转向和药物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正逢其时，且大有可为。
编辑：山苍
图源：网络
摘自《中医药文化》2020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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